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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明，河南财经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系主任、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

樊明：
1位教授与23位本科生的故事

□经济视点报记者 姜华山

　　走进樊明的办公室时，他刚刚收到一份出版合同。他指导河南财经学院20多位本科生，用了一年时间完成的专著——《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年内将由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樊明说，他个人出书可以在省内出，但和本科生合作的书一定要找中国最权威的出版社，其学术水平才有公信力。
　　这本书对中国经济学界乃至中国社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尚无法预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读了这本书的人一定会被他们用大量数据和缜密的论证得出的结论惊得目瞪口呆：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并不很大，而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执行的计划生育国策其实起到的作用并不很大，因此建议当下中国应采取更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此之前，2008年12月，樊明与另外23名本科生已经出版了一部专著——《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这本书得到了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的首肯，于今年2月专门邀请樊明和他的学生到清华大学做了专场学术报告会。在场的中国妇女研究所副所长刘伯红博士认为，他们的研究在这个领域里是中国最好的研究。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中国蒙古局局长康妮博士表示，要把这本书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其他国家去。她说樊明的研究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对其他国家也有意义。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会同其他政协委员基于这一研究成果，提出了延长退休年龄的议案，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轮关于退休年龄的讨论，吸引了全国众多知名媒体的关注。河南的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也提出了类似的提案。
　　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一位经济学教授，一群涉世未深的大学二三年级本科生，何以能产生如此的能量？
　　樊明是江苏扬州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1986年到美国留学，获俄勒冈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和北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多年的学习和生活，使他站在国际角度，对东西方经济学研究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判断。他认为，中国的学者尤其是老一辈学者注重调查，强调理论要来自实际，但研究不够，而西方的学者则注重研究，通常用一些别人调查得来的数据印证模型，有的甚至不顾及这些理论和模型如何远离实际。因此，两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樊明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能综合国内外学者之长，把研究扎根在实际生活中。
　　此外，身为大学教授的他，对中国的教育忧心忡忡。他多次提出，要在国际化的视野下审视中国的高等教育。今天的教育是全球竞争的教育，中国高等教育一定要重视创新教育，非此，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远，中国还将继续做廉价的“中国制造”，而只会做廉价“中国制造”的中国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
　　樊明对中国教育的见解其实算不得惊世骇俗，有此见解的应非止他一人，但他的可贵在于，他不只是说说，而是身体力行去做出改变。
　　从2004年开始，他开始组织学生在河南省范围内就某一经济问题开展调查，并鼓励学生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写出论文。他希望有一天能通过指导一所普通地方院校的本科生，做出年度中国大学生最好的研究来向世人证明：中国的大学生是可教的；只要老师引领他们批判创新，他们就能够批判创新。
　　从某种程度上讲，樊明对教育的追求已超越了对纯粹学术的追求。为了能实现自己的这种追求，他指导本科生撰写专著并确定了三个有些“疯狂”的目标：要有学术原创性，成为年度中国大学生最好的研究之一，甚至是学科领域中国最好的研究之一；要由有影响的国家级出版社出版；要能够对公共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他指导学生，强调不是要培养几位学生明星，而是要尽可能多地让一般学生受惠。他所谓的“一般”学生是这样来的，全校学生自愿参加他组织的调查研究，没有选拔过程。
　　他有一个原则，他和他的学生共同撰写的专著一定要在封面上印有：“一位教授与23（24）位本科生的作品”一行字。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很有限的，他能直接影响的学生再多也不过就二三十位，如果有更多的大学老师、学生看到这本书，甚至教育管理部门能够深切认识到中国教育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进而付诸改革，这个意义才会更大。他也曾想过写一些文章来倡导中国大学的创新教育，但他觉得效果有限，最终还是放弃了。他要通过指导本科生完成好的研究并以专著的方式表达出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国的教育界发出这样的信号：重视中国的创新教育吧，这是中国教育的希望，也是中国的希望！
　　从此以后，他的办公室及相连的会议室的灯时常彻夜通明。他再也没有时间和心情坐在钢琴前，悠闲地弹上一曲恬静的《月光曲》或有些奔放的《少女的祈祷》。
　　但他应该能感到些许欣慰，他的三个目标大体都算实现了。他现在正指导又一批本科生完成第三本专著——《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樊明说，他最希望的师生关系是师生间相互成就：他使学生通过研究进行创新型学习，获得全面提升，发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来也是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而他的学生也使他成为他想成为的老师。
　　三本和本科生合作的专著完成后，樊明想抽出时间做一些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他认为西方经济学也存在很多问题，所以他希望中国的经济学界能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对待西方的学术。他说，虽然他个人不一定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让大家有这样的意识。如此，中国的经济学才可能在世界上有自己真正的地位。

“我们可以做出中国大学最好的研究”
   ——专访樊明

  “应用经济学就要能够被应用，理论研究就必须有理论创新”
　　经济视点报：你是扬州人，怎么想着到河南来任教呢？
　　樊明：这个我也说不好。从美国回来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提出让我到河南来工作，后来正好有一个机会，他再一次向我提出邀请，我就过来了。不过，我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求学，在大洋彼岸》。在这部小说里面，主人翁最后就是选择到了河南。其实，当时我从未到过河南，选择河南作为小说主人翁的归属地，只是想到河南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在一定意义上可代表中国。所以当有一天有人请我到河南来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觉得，我与河南有某种特别的联系和情结。小说有时会预示一个作家的命运。来到河南，感到河南真是一个好地方，是我的福地。
　　经济视点报：用一句流行语说，是一种“缘分”。除了教学，你的研究主要有哪些？
　　樊明：我的研究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应用研究，一部分是理论研究。我的研究路数和一般人有些不一样：一般学者通常是就某一专业领域进行长期研究，而我就比较散，就我最近已出和要出的我和一帮本科生合作的三部专著来说，就属于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第一部专著《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属劳动经济学，第二部专著《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可能要算人口学了，而第三部专著《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属农业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近提出，等三本书出齐了，再以系列推出，让我给起个名字，我说就叫“教授与本科生行为与政策”系列。我想，都称它们为“应用研究”也可以。
　　一个学者不必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划得太狭窄。在一个新的领域，你没有条条框框，反而更可能有新的发现。就拿将要出版的《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来说，我过去既没有学过，更没有研究过，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最后，我和我的学生研究出来的结果几乎让所有的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大出意外。这大概得益于外行的学术背景。
　　经济视点报：在出版第一本专著《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之前，你曾说过这个研究要对中国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可能将改变中国人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退休在家还是工作的问题，是这样吗？
　　樊明：我说过以上的话，但真要做到，还需时日，但最终必须做到。我以为，研究应用经济学就要尽可能对实际经济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不希望我们所做的应用研究只是一些束之高阁的东西。如果做理论研究，就应有理论创新。用一句话来概括，应用经济学就要能够被应用，理论研究就必须有理论创新。我常跟我的学生说，我们可以不正确，但绝不可以平庸！

“我们要重视大学生的创新教育”
    经济视点报：你前面提到的三项研究都是和大学本科生一起进行的。你的初衷是什么？和研究生合作不是更有利吗？
　　樊明：其实，我指导本科生做这三本书，我觉得除了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有意义的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向中国的教育界，特别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要重视中国大学生的创新教育，如果没有这样的创新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远。
　　经济视点报：你曾提出了一个“后教评时期”的概念。具体指什么？
　　樊明：我认为我们办教育其实是用两套标准来衡量的，一套是来自政府的，比如说教育部对本科教学的各种评判指标体系。但是，其实还有一套指标体系，比如说来自市场，来自社会的。我觉得中国真正优秀的大学，它应该在两套指标体系下面都是优秀的。作为政府办的公立大学，当然首先要符合国家教育部所颁布的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但是不能说满足了这套指标体系，你的学就办好了，你更多地应该看我们培养的学生，做的研究是不是为社会所需要，是不是能够对社会产生实际性的影响。
　　经济视点报：可以说，你带领本科生做研究就是为了“刺激”中国教育。
　　樊明：我希望通过我的行动向中国的教育界证明，如果中国的老师重视大学生的创新教育，我们可以做出中国大学最好的研究，不比那些国外大学做出的研究差。
　　经济视点报：其实你在进行创新教育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经济研究做出了贡献。
　　樊明：那天在清华大学的报告会上，有专家当场就指出来，说我们同学所做的这项研究，目前在这个领域是中国最好的研究。这让我的学生和我很受鼓舞。
　　一个人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我能影响的学生再多也不过就是周围的这些学生，但是如果有更多的学生、更多的老师、更多的大学，甚至教育管理部门能够深切认识到中国教育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意义才更大。

   “建议中国采取更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 
    经济视点报：聊一聊你和你的学生的第二本新书吧。你曾说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具体指什么？
　　樊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高成本执行的公共政策：包括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不文明执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问题，一些理念、做法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认同，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等。
　　经济视点报：花费这么高的执行成本所运行的一个政策，应该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
　　樊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基于两个最主要的前提，一个前提是中国面临很大的人口压力，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人口压力。第二，计划生育政策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有意义，这两个前提必须同时成立。我们所做的研究主要就是检验这两个前提。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人口大概在2020年达到峰值，也就是14亿左右。中国现在的人口已经是13.3亿了，离峰值很近了，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并非面临着很大的人口压力。
　　经济视点报：那第二个前提呢？
　　樊明：第二个前提就是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可有效减缓人口增长。首先看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1965年的时候，出生率达到40‰，从1965年到1980年是持续下降的，中间包括经过文革的动乱时期和广泛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时期，但是这个时期有一个特点：以宣传服务为主，并无普遍的奖惩。到1979年，出生率已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中国从1980年才开始在城乡同时实行一胎化的政策，而且伴随着严格的奖惩措施。但是你会发现其中有个很有趣的现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时期的出生率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到1987年以后出生率才又持续下降，一直下降到1994年才达到1979年的水平，也就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了15年后才下降到1979年的水平。我至今还不知道应如何评价这段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出生率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之前就已下降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了。还有，西藏是中国唯一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但在过去15年中出生率也持续下降。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想法：中国出生率持续下降可能主要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
　　经济视点报：你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樊明：根据中国1965年到2007年的年鉴数据，我们发现，随着人均GDP的增加，教育的提高、城镇化进程和对外开放，出生率也在下降。经过系统的统计及其他分析，我们得出结论：中国出生率之所以下降，最主要的可能不是计划生育政策，而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城市化进程以及对外开放所导致。这是我们所获得的比较核心的结论。
　　经济视点报：对此你们有什么建议？
　　樊明：根据我们的研究推算，如果中国现在就完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峰值只在14.5亿左右，最多不超过15亿。因此，中国可以有条件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减少政府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干预。

  “中国经济学者要有批判精神”
　　经济视点报：你们现在又开始了对粮食问题的研究。
　　樊明：这是我们第三本书的课题。目前已完成问卷调查。我们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支农悖论。
　　经济视点报：什么叫支农悖论？
　　樊明：支农悖论就是说今天我们国家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它最后的效果可能和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比如说，2004年国家出台了种粮直补和取消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但正好在2005年出现了民工荒和返乡潮，农村劳动力增加，粮食产量上升，结果到了2005年的时候粮价就下跌。这意味着什么？本来中央对农民种粮直补、取消农业税旨在帮助农民提高收入，结果导致粮价下跌，给农民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给他们的补贴。其实，我们的每一本书都有一些新概念，有的也开始被其他人使用了，如第一本书中提出的“退休人口赡养率”。
　　经济视点报：这个命题确实很值得研究。
　　樊明：我觉得经济学的价值就在于这个地方，就是它可以分析出可能和人们的常识不相一致的地方，就像我们研究的生育政策，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政策很有效，应该肯定，但是我们分析摆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不是那么简单。
　　经济视点报：你们所做的努力，在以后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成就你们所有的人。
　　樊明：但愿如此。我也希望能够提升河南高等教育在全国高等教育界的地位，我们也可以开风气之先。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把这些话说出来，而是做出来，这才是最关键的。
　　经济视点报：在经济学研究方面，以后有什么打算？
　　樊明：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三本书做完了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经济学的理论问题。
　　我过去所发表的经济论文中，相当一部分是在评价和批判西方经济学思想，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零星的，还不成系统，我希望我将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有个系统地审视，并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去年在一个经济学年会上，我点评了9篇论文后，发现9篇论文的一个共同点：基本上是美国的理论、模型，中国的数据，原创性有限。作为一位经济学者，如此研究没有任何过错，但中国经济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只满足于如此，中国经济学家很难在世界经济学界有自己的地位，因为你永远是西方的学生，只是好坏而已。当然，我们不是出于要和西方一争高低而要另搞一套，而是西方经济学确实问题不少。当然，任何一位中国经济学者要想在世界经济学领域有很大的突破，成功的概率都非常小，但一定要有人有这样的见识和胆略去做。说句套话，态度很重要。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才华的人很多，但其中不少人对西方的学术缺少审慎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人虽众，但成果终究不彰